具体到行政法学研究之上，杨建顺、鲁鹏宇、江利红等都对行政法政策学进行了初步探讨。
根据垄断优势理论，数据垄断是巨头企业基于技术、资金、管理、规模经济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势基础上的产物。公共数据与新生成的企业数据在法律属性与权利分配上存在差异，新生成的企业数据的相关权益是一种财产性权益，应由企业享有。
See article 4，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2016. [42]我国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126条对民事权益采取了权利与利益的二分法，为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一，个人数据访问权(知情权)。三是在利益衡量下，对客观真实的数据信息，个体人格保护原则上应让位于信息自由，适度允许互联网信息报道以原貌形存在，比如我国现在实行的失信黑名单制度，虽然披露了个人的敏感性数据，但对构建失信惩戒机制，震慑恶意失信人员具有重大意义。[51]从价值理念上看，对个人敏感性数据赋予隐私权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与私生活安定，保障个人不被外界干扰的权利，体现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应受法律保护的理念。数据被遗忘权衍生于数据删除权，与传统个人数据删除权不同的是，数据主体行使被遗忘权后，数据控制者不仅有义务要删除自己所控制的数据，还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技术措施，尽最大努力告知其他(第三方)正在处理数据的控制者，删除与个人数据相关的链接、备份及数据。
四是被遗忘权并非是一项完整的绝对权，即使对被遗忘权持支持态度的欧盟在适用被遗忘权时也存在限制情况，比如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为了公共利益执行的某项任务、为了实现公共健康领域的公共利益的处理、为了实现科学或历史研究目的以及为了辩护权的主张等情形，应排除被遗忘权的适用。【注释】 作者简介：李晓宇，中山大学法学院助教，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风险监管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7CFX069)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知识产权反公地悲剧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BFX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传统行政法学更为关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侧重于从法院的角度观察行政权，更多强调法律对行政的控制，但随着行政法学发展和时代变迁，在恪守行政合法性的前提下，应以宪法为依归，去追求正确性的目标，探究如何改革行政行为形式，依法有效实现行政任务。
第45条第1款第2句规定，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行政法还应积极实现宪法所确立的价值。行政可以在尊重当事人自主决策和满足其营利需求的前提下，采取发展措施促进当事人按照行政发展的意图，积极行使经济性民事自由权，以解决市场在实现政府发展方针上可能出现的有效性和低效率问题。传统行政法学往往更多关注行政法律行为，即关注行政主体针对具体事件行使行政权、单方面作出的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但为了回应现实的需要，实践中引入了诸多新型行政行为形式。
《宪法》第7条、第8条、第11条规定了国家发展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义务。要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行政过程，全面地把握整个事件和其间的法律现象。
要考虑如何合事理地履行行政任务，在此关怀引导下，行政法学可以更为细致地分析行政机关各种履行行政任务的方式，在个别任务领域中各种行动者的动机、功能与责任分配，以及就此发展出的由行为形式、组织、程度所组成的整体规制模式。《宪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探讨不同调控主体、客体、媒介和手段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分析各种调控构想的优缺点，分析如何强化行政法的调控能力。第二，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任务，在行政过程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选择此种或者彼种行政活动方式。
作者简介：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宪法》第45条第1款第1句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建构是围绕行政行为这个兼具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三重功能的精致概念展开的，但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任务，而今出现了许多相对新颖的行政行为形式，例如标准制定、违法事实公布、强制信息披露、特许契约、约谈等。在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观照下，行政需要对安全和自由秩序提供保护，来确保公民在与社会其他团体、个人的互动过程中，其利益不受其他主体侵犯。
例如在给付行政领域，较多地使用了私法的行为形式，其行政组织架构中也会强调私法组织的作用，行政程序设计会更为关注合作治理和公众参与。作为行政法学的新发展，除了强调应用传统的法释义学方法之外，还要整合效果取向和结果考量的方法，让行政法成为达成希望的效果，以及避免不希望结果的工具，其学术品格不仅仅是法律适用，而且涉及关注立法政策选择，涉及行动实效
不大注重体系化的英美国家，尤其美国，在法律研究的方法上开始发展出法律现实主义的思潮。而现代社会，政策的法律化也是必然趋势之一，即越来越多的政策伴随着其自身的日渐成熟发展为法律。
大体是因为政策会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但是这样的考察显然脱离现实，无法掌握行政的动态过程。传统行政法学则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合法性，并主要围绕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展开。作为法律政策学的分支之一，即强调以法律和政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政策遭遇行政法学时，会拓展行政法学的研究疆域，还是会使得本就容易遭到学生厌弃的行政法学更加迷失？这是当下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背景下很容易产生的追问。如果将政策研究引入其中，可以发现，首先在研究起点上，行政法学需要去考量各种群体在政策制定之初，即形成政策之前的利益表达、公众参与等，去判断哪些政策更为可行，进而考量如何构造既符合合法性要求又符合现实需求即正当性要求的良好政策。因此，实际上政策可以有很多分类，例如国家政策、地方政策。
与国家、权威等特质相关。作者简介：胡敏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
在司法和立法方面，法律现实主义则倡导情境主义的技术，根据个案进行分析。这种关注视野的变化会在整体上影响到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变革，即不仅仅是从下游到上游的目光流转，更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制度、案例、规范之中，关系到某一领域制度目标设计的合法性以及有效性考量，关系到行政法分论更加务实性的分析，并在最终构成了对于行政法学总论的再度思考，总论变革之要求正是一种行政法学的自我批判和蜕变过程。
再比如新的目标，例如公私合作治理的内容更新，这从根本上便会涉及行政法学总论的变革。根据法律政策学的主张：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探讨法律问题由来已久，政策和政治也密切相关，但明确地用政策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提出系统的法律政策学说，却是本世纪中晚期的事。
对待这样的问题，各国有着不同的选择。再比如，行政约谈、黑名单等目前的监管新方式，其本身便有可能隐藏于各种政策之中，进一步也可能成为行政执法的一种工具。例如，很多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以契约为例，其发端往往在于地方政策和实践，进一步扩展为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推动、指引和鼓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运用行政合同制度治理社会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一种新的制度选择。基于这些彼此叠加的关系，便使得行政法学研究遭遇政策研究时可能出现更大的模糊。
因此，现代行政法学研究的转向，多少彰显了政策与行政法学的碰撞。从广义的政策理解来看，法律甚至都可能是政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行政法学素来是变化最快的学科，伴随着政府职能日渐转变，行政法学的研究内容也在不断发生调整。他们都观察并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即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活动限缩在已经先行定义的公法范畴内，并将行政活动化约为数个形式和节点供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操作。
从二律背反走向相得益彰 政策研究可以为行政法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但也一样会使得行政法学的研究看起来更加的混杂和模糊不清。具体来看，典型的政策研究分析路径观照议程设定—政策合法化—组织和执行—预算—评估和分配展开。
具体到行政法学研究之上，杨建顺、鲁鹏宇、江利红等都对行政法政策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到一般的法学理论研究之中，近年来兴起的法律政策学研究便是一例，这是一门以法律和政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的边缘学科。再或者一种新的手段，如约谈、黑名单制度的引入。现代行政要求有实效、有效率、公平正义以及能够获得大众信赖和接受的行政决策，因此要去评判行政决策过程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
（1）这个问题是否是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内容，或借助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研究？（2）如果不能，那么是否需要借助新的视角分析？如果能，则仍用传统路径。此外，法学向来以规范性为特征，而政策则带有更多的灵活性与变动性。
同时，各种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和整体性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国内行政法学研究学者开始着力的规制研究，同政策研究之间多少具有些耦合，例如都关注于行政活动实践等。
在研究方法上，法律现实主义者倡导事实中心主义，反对概念主义的机械思维目的，目的在于将法律研究的中心从规范转向事实。再比如根据具体的内容来分，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政治政策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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